丝绸之路横跨万里，连接了中国腹地与西域地区。在这条古老的交通线上，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更是贯穿千年的文化象征。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马已然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中不朽的精神图腾。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郭中华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阐述了为何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能够有效促进西域（今新疆等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

记者：马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郭中华：**中国的马文化历史悠久，人与马之间紧密的联系是其显著特征。从古至今，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都有许多人喜爱和饲养马匹。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马自然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从先秦的《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以及元曲“古道西风瘦马”……马始终是文学艺术长河中一个重要的意象。

在文人笔下，马早已超越了坐骑和交通工具的含义，成为精神图腾、情感寄托和人生写照。它是一个承载着时代脉搏和文人志趣的复合文化符号，也是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国家的文化纽带。

记者：为何说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有效地推动了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郭中华：**首先，历代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

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方交流的大门由此敞开，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也由此开始。《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记载了“西域出良马”。大宛的“天马”更是成为西汉时期诗赋赞颂的对象，汉武帝创作的《天马歌》《西极天马歌》等诗歌，将西域的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意义。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原地区的涉马文学开始将西域纳入其正统的叙事体系。

魏晋时期之后，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一直持续。前凉在高昌设立郡县，中原的制度向西传播，同时西域的马匹也持续输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曹植的《白马篇》中的“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张华的《壮士篇》中的“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等诗句，虽然写法较为宽泛，但“大宛马”和“西北驰”明确指向了地理方位，暗示了在西域方向的军事构想。

到了唐代，以马为主题的边塞文学创作达到了顶峰。这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同时，以岑参、高适、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塑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特别是岑参，他两次亲赴边疆，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描写西域边塞的诗歌，为后世树立了边塞书写的典范。他诗中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等诗句，都描绘了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貌。

唐朝之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依然不绝。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边塞诗篇。

在这些以马为主题的边塞作品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也反映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更成为“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们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而西域的马种、乐舞和军事实践，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形成了一个“现实—象征—审美”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在这个文学书写体系中，一个自然风光辽阔壮美，人文风情独特多彩的西域形象，也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次，从历史进程来看，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

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和传播，西域的乐舞，如龟兹乐、疏勒乐，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等，通过诗歌的媒介传入中原的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宋人沈辽的《龟兹舞》诗写道：“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的“十部乐”中，有五部来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更增添了表演性和仪式感，极大地推动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军旅和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甚至形成了长安地区“胡风”盛行的局面。与之相伴，西域的各种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的日常生活中。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的文化艺术也随之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遗址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的众多晋唐时期文书，以及库车附近发现的大量汉文典籍，都为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证据。西域地区出现了汉语和“胡语”通用的情况，当地各民族中精通汉语者不在少数。魏晋以后，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诗中写道：“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耶律楚材也曾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到了元代，涌现出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西域作家，如贯云石、萨都剌等，并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例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和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各个领域，马的身影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都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记者：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郭中华：**从历代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中可以看出，马这一文学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民族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特别是对于以马为生的民族来说，他们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而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的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多元一体的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经超越了单一族群的界限，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聚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立业的志向，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情怀，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载体之一。它映照出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