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播剧《太平年》中提及的三佛齐，即“室利佛逝”，是一个横跨唐朝至明朝的南海古代文明。该国兴起于唐朝初期，逐渐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城邦的联盟，并在剧中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重要海外贸易伙伴出现。这引发了人们对三佛齐历史、其与中国唐宋时期关系以及文明互鉴的关注。

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史，颠覆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传统观念。

王琛发介绍，三佛齐（室利佛逝）始兴于唐初。公元686年，国王阇耶那沙王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联盟，整合了苏门答腊南部及周边岛屿的邦国，奠定了其海上强权的基础。到了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室利佛逝已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城邦的联合体。

根据《宋史》记载，三佛齐的疆域涵盖了如今泰国东南部海域、马来半岛东岸以南、马六甲海峡以及爪哇西部和巽他海峡。这个“十五州”联盟曾是中国唐宋时期重要的对外交流与经贸伙伴。三佛齐通过控制从湄南河三角洲、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爪哇的关键海上通道，构建了一个覆盖中南半岛东西两岸的海上网络，形成了包含南海丝路沿线贸易据点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其首府巨港，是当时苏门答腊东南部南海最大的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中转站。东西方商船在此汇集，长途航行船只在此停歇补给，短途航线则在此接力。据《岭外代答》记载，三佛齐是“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几乎所有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此地。

王琛发强调，三佛齐不仅仅是“通道”，更是重要的“枢纽”。例如，阿拉伯商人将乳香运至三佛齐集散，再转销中国，使其成为重要的再分配中心。这种转口贸易模式使得“十五州”形成利益共享的网络，巩固了三佛齐作为“南海之中”贸易枢纽的地位。三佛齐联盟各国的地理位置使其连接了华夏海域与西方世界，表明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非零散，而是持续且深入的。

关于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王琛发认为，尽管三佛齐处于“朝贡—册封体系”之内，但实质上更接近基于贸易的平等关系。双方的相互依赖和贸易需求是关键。中国需要南海的香料和药材，而三佛齐则依赖转口贸易和对华贸易获取财富，并掌握了进入中国的关键航道。因此，唐宋王朝给予三佛齐优惠待遇，维护其对华经济往来，同时也确保其主权不受侵犯，促进了双方持续的互惠互利。因此，“朝贡”更多是一种礼仪形式，而非单向的从属关系。

史料显示，三佛齐是宋代与中国互访次数最多的南海国家之一，多达28次。中国通过“优赐遣归”来维持贸易吸引力，形成了双向利益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未干预三佛齐的内部事务，反而通过册封和赠礼等方式帮助其巩固地区地位，间接维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稳定。例如，唐朝在开元年间，对前来求援的三佛齐不仅维持了友好关系，还晋封其王子为王，并授予官职，提升了其区域影响力。因此，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是一种实质上独立主权之间的平等贸易与外交关系。

王琛发指出，三佛齐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构建了一个稳定且高频的海上贸易网络，使中国得以深度融入古代亚洲的海洋世界。在贸易层面，商人因等待季风而在三佛齐长期停留，形成了稳定的商业网络，表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大量唐宋时期的钱币在东南亚出土，例如印尼占碑省发现的唐朝开元通宝和井里汶沉船中的南汉铅钱。海外沉船遗址中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瓷器以及商船之间互通有无的香料、南洋土产和矿产资源，都证明了这种深度的物质交流。

除了日常用品，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还包括钟、鼓、玩具以及用于研墨的滴水器等，这表明两地在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上存在长期互鉴，形成了跨海互依的经贸市场和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

文化层面的交流更为深刻。唐代高僧义净曾在三佛齐长期学习，金刚智、不空等高僧也经由此地传入中国，对汉传佛教，特别是密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天文、医药、工艺等知识也随海上贸易传播。主持编纂《大衍历》的一行法师，正是吸收了南海及西域的知识来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代表。

因此，中原王朝与三佛齐之间的交流远不止于商业往来，而是长期的、双向的、深入的文明互动。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通过海洋与世界相连，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刻板印象。

王琛发认为，三佛齐的历史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了宝贵启示。首先是互联互通的根本价值，三佛齐因控制关键海路节点而成为枢纽，揭示了海上通道对区域繁荣的重要性。其次是贸易互利的持久逻辑，无论是乳香贸易还是货币流通，都体现了区域贸易网络中多方共赢的格局。第三是文明互鉴的深度可能，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不仅限于官方层面，更体现在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多个层面，这种“生活化融合”更具持久性。

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历史表明，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合作的前提。唐宋时期并未试图控制三佛齐，而是通过经贸和礼仪支持其独立地位，这种关系反而更加稳固。这种尊重与包容的交往模式，对于当代区域合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真正的区域合作并非依赖单边主导或强制推行，而是建立在相互承认彼此发展道路和治理选择的基础上。当代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对这一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